□新華社記者陳冀李威剛固態硬碟舒季明
  日益突出的“垃圾圍城”已經成借款為中國各大城市必須面對的難題。政府想方設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燒尋求突圍。而伴隨著環保理念、權益意識的增強,一些地方特別是垃圾焚燒廠選址點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燒項目,垃圾處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點:房屋貸款垃圾焚燒廠點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陷入“政府宣佈建設——居民強烈反對——項目被迫擱置”的中國式困境,建與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意見僵持不下,似乎成抗癌食物了難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到附近居民強烈反對,成為近年來反對垃圾焚燒的標誌性事件。周邊居民認為,焚燒廠的建立會給當地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特別是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二噁英,會嚴重影響健康。番禺區政府被迫宣佈室內設計暫停該項目,時隔4年後,易址廣州南沙新區。
  在“番禺風波”示範作用下,廣州白雲區李坑垃圾焚燒廠也遭到當地村民聯名上訪,最終周邊村落整體搬遷。佛山市高明區、南海區西樵鎮近千市民開展“戴口罩巡游活動”,反對佛山市南海區江南發電廠建設污泥焚燒項目。
  事實上,關於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在各地多次發生,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燒項目建設上存在較深的認知鴻溝,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強調垃圾焚燒廠技術成熟,全球許多國家都在採用。但居民對此表示懷疑,擔心項目會給自家環境帶來污染,對政府的監管能力也缺乏足夠信任。近年來雙方對峙程度不減反增,甚至從反對升級為衝突。
  政府難點:民意與決策賽跑悖論
  據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危偉漢介紹,作為擁有1800多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總量為1.8萬噸,目前日處理量為1.4萬噸,還有4000噸垃圾在農村就地處理。如果不進行控制,到2015年,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將達到2.2萬噸,僅憑李坑一廠最大日處理1040噸的能力,屆時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過6000噸垃圾無處可去。
  “垃圾圍城”倒逼政府寄望於新建大型垃圾焚燒廠。廣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佈,到2016年將再建6座垃圾焚燒廠。
  危偉漢強調指出,垃圾處理設施是一個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設施,其產生的社會效益由全體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產生“不要建在我家後院”的“鄰避效應”,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焚燒廠的選址越來越成為公共事件,其順利解決更有賴於公民樹立社會責任和理性態度。
  多地政府都宣稱建設垃圾焚燒廠勢在必行,並且運行安全可控,排放優於國標,但居民對此卻表現出極度不信任。
  番禺反燒風波中的網民意見領袖“巴索風雲”坦言,有的城市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首選方式,卻將群眾的健康安全置於可能受損的境地。
  社會疑點:三問垃圾焚燒處理
  與近年來垃圾焚燒項目在各地呈“大躍進”式建設相應,對之的質疑之聲也日漸增多,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三問:
  一問:垃圾焚燒廠“大躍進”式的建設會否造成產能過剩?
  2013年以來,廣州市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燒廠的基礎上,白雲、蘿崗、番禺、增城、花都、從化等各區市都分別規劃建設一座焚燒廠。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燒廠是否會造成產能過剩?廣東省科學院院長陳勇認為,目前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思路和“大躍進”式的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規劃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類減量上,就可以減少垃圾焚燒廠的數量。
  廣州市城管委則稱:“垃圾焚燒廠需求量是根據廣州市目前及未來生活垃圾的產生量來預測的。充分考慮了垃圾分類減量的成果,也充分考慮了地理位置、環境容量、運輸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偉漢表示,“即使將來垃圾分類做好了,垃圾減量了,焚燒能力富餘了,也可以把原來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來燒。”
  客觀而言,城市垃圾數量快速增長,垃圾處理的市場空間較大。《“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明確提出,截至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有專家做過測算,如果要達到上述目標,全國還應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燒廠。
  二問:焚燒廠運行環保安全如何監管到位?
  垃圾焚燒項目上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發恐慌。
  關於焚燒無害化,居民對政府的解釋始終難以信服。廣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莊的羅明海就表達了擔憂:“就算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技術世界一流,但好的技術沒有好的運行與監督,其要達到無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數。”羅明海稱,足夠高的爐溫是保障焚燒中達到無害化或減害化的重要條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類情況下,餐廚垃圾的水分會降低爐溫,要提高爐溫,勢必會增加成本。當公共利益遇到經濟利益時,企業會為公共利益做犧牲嗎?
  廣州市李坑垃圾焚燒廠是廣州市以最新先進技術打造的“樣板工程”。記者在現場看到,該廠排放出口的數據被實時連接到當地環保局管理系統以及廠門口電子屏進行展示接受監督。李坑垃圾焚燒廠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每月會將相關監測數據彙總上報當地和有關部門。對於群眾最為關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的檢測,廠方每年請專業機構來檢測兩次。
  三問:“垃圾焚燒廠建設是否科學”?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對於垃圾焚燒是否具有毒害性等關鍵性焦點問題,不僅居民與政府間難以達成共識,在專家中也存在較大爭議。
  各方爭議較多的垃圾焚燒是否無害化問題,網民援引有關專家觀點稱,在西方,垃圾焚燒發電已成夕陽產業,垃圾焚燒的“發達國家”丹麥、德國、日本、美國,都在縮減垃圾焚燒規模。而另外一些專家則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縮減垃圾焚燒規模”的情況並不存在,相反還在大力發展中。
  危偉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明確指出:“垃圾經過焚燒都是可以達到無害化處理的。”
  民生焦慮:明天去哪裡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強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視環保、衛生利益,如何協調兩者需求?如若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明天去哪裡倒垃圾?
  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強調,垃圾焚燒廠選址困難主要面臨的是“鄰避問題”,生態補償機制是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為此,廣州目前正在起草《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區域生態補償辦法》,嘗試使用生態補償機制來緩和這方面的衝突。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城市間經濟生活聯繫愈發密切,處理垃圾焚燒不能各自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區、跨市的統籌佈局。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彭指出,項目上馬與否,一開始就要聽居民的意見,就要主動釋放信息,進一步構建公眾參與的範圍和渠道,通過聽證會、民意調查等方式歡迎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反饋意見、參與討論,防止居民與政府對立情緒的放大與蔓延。
  新聞鏈接
  日本
  工夫落在無害化處理
  記者最近在日本大阪市環境局下屬的大正垃圾處理廠廠區看到,巨大的垃圾豎井深達40米,容量8000立方米,可以裝入約2400噸垃圾。雖然垃圾如此之多,但廠區內並沒有令人作嘔的異味。這是由於垃圾產生的異味被抽風機抽取,利用空氣預熱器加熱到150至200攝氏度,再送入焚燒爐,由於爐內的高溫,異味物質都被分解了。
  為了避免焚燒時產生致癌物二噁英,焚燒爐利用850至950攝氏度的高溫使垃圾實現完全燃燒。工作人員通過監控屏幕,可以實時觀看焚燒爐內的情形。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粉塵使用電氣集塵器吸附,廢氣還要經過洗滌裝置、過濾式集塵裝置等處理程序,符合安全標準後才從煙囪排放。
  可燃垃圾焚燒後最終形成的灰燼只有原來體積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對其中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些有害物質則使用藥物進行無害化處理。灰燼最後被運到大阪灣填埋。垃圾焚燒產生的熱被用於製造蒸汽,再由管道輸送給蒸汽渦輪機進行發電,這些熱量還能同時給工廠提供熱水和暖氣等。2011年,這裡焚燒了約13.34萬噸垃圾,發電量達到1910萬千瓦時,賣電286萬千瓦時,收入達到2340萬日元。
  據介紹,僅在大阪,像大正這樣的垃圾處理廠還有7家。在全日本,眾多城市垃圾焚燒處理廠的良好運營,對避免“垃圾圍城”“垃圾填埋場污染水源”等問題有重要意義。
  德國
  透明運行獲公民認可
  歐盟統計局數字顯示,2011年德國所有社區垃圾中,45%回收利用,37%焚燒,餘下的基本上轉化為堆肥。德國是如何把全國巨量垃圾進行回收和分揀的呢?首先,德國有著嚴格的垃圾分類標準,有機垃圾、紙張、包裝、殘餘廢物等都有自己的專屬垃圾箱,民眾對垃圾分類是垃圾分揀的第一道程序。也正因分類清晰,不可回收的殘餘廢物很快被直接拉走,它們通常相對乾燥,熱值較高,方便採取焚燒方式處理。
  針對垃圾焚燒設施可能排出的廢氣廢水,德國依靠排放保護條例、水法等法律法規設定排放標準。例如,德國排放保護條例第17條就廢氣中二噁英、呋喃和汞等成分作出嚴格限定。實際操作中,焚燒設施的排放往往比上限值低出不少。廢氣排放由焚燒設施運營商在網上向有關負責部門彙報。另外,焚燒設施運營商還要將廢氣測量數據等結果公佈在每年的環境報告中,數據得到政府專門機構的監測。
  垃圾焚燒發電設施的高透明度運行、高水平的廢氣清潔處理與控制使得這種廢物處理方式在民眾中獲得普遍認可,甚至在焚燒設施建設審批過程中就已得到公眾廣泛參與。
  漫畫/高岳
  (原標題:垃圾焚燒遭遇“中國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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